如今，“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在中国已经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至于这个说法出自塔西佗哪部著作的什么地方，却很少有人能说得上来。即便是一些讲究学术规范的中国学者论文里提到，也都没有出处，只是作一个解释性的说明：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公众都不再相信。 其实，这是对塔西佗在《历史》一书里一句话的引申：“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不是直接引述塔西佗，而是一个引申和发挥。 01 红与黑 ——谁是塔西佗？ 塔西佗传世的著作不多，但却包含不少可以直接引述、引申的名句。与现代人眼中的“历史”大不相同，他的历史写作目的是“惩恶扬善”，他把道德评价看得比准确记录更加重要。 如他所说，“我认为我只应当提到那些特别高尚的，以及特别恶劣的建议。只有这样，我认为才符合人们撰述历史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且使邪恶的言行对后世的责难有所畏惧。” 塔西佗写历史，使用的是一种近于文学的语言，这与他受过很好的演说训练有关。在1世纪之前，罗马流行的是西塞罗那种古典拉丁语，其特点是庄重大气、四平八稳、风格雄伟、长句迭出、修辞丰富。但经过一个世纪的模仿已经变成了陈套。 塔西佗开始历史写作时，以塞内加为代表的“白银时代拉丁语”已经走向成熟。它的特征是简洁、隽永、机智和凝炼。这样的语体特别具有警句效果。 塔西佗（约56-120年） 启蒙巨人蒙田就称赞塔西佗的《编年史》：“供应研究和学习的书，那里处处有警句……是一个伦理和政治见解的苗圃”。 然而，正是这种简要和个人化的语言风格使得塔西佗原本已经暧昧的政治态度变得更加模糊。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开始重新发现塔西佗并予以重视，从此有了两个政治色彩完全不同的塔西佗。 1920年代，意大利学者托弗宁称这两个塔西佗一个是“红色塔西佗”，另一个是“黑色塔西佗”。 红色的塔西佗捍卫自由、崇尚共和。意大利人文学者莱昂纳多·布鲁尼在《佛罗伦萨颂》中，引用了塔西佗关于自由与历史真实的名言：专制暴政分裂人民。 塔西佗说，“当人们对那些趋炎附势的历史学家感到厌恶时，他们就会喜欢倾听那些诽谤和怨恨的话了。阿谀谄媚被斥责为奴性的可耻表现，但恶意却又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独立不倚的假象”。 塔西佗还说，“在某个历史时刻可以按自由的意愿去想，按照心里想说的去说”，是一种“稀有的幸福”。 这些话被理解为反专制言论：专制的邪恶在于使一批人卑躬屈节地讨好它，又使另一批人咬牙切齿地痛恨它。虽然看上去相互对立，但逢迎谄媚或憎恨敌意都是不自由的产物，也都成为真实历史的障碍。 黑色塔西佗则全然不同。这个塔西佗并不反对帝制，他只关心马基雅维里式的“现实政治”经验。 南尼德兰（今比利时）学者尤斯图斯·利普修斯（1547-1606）赞赏塔西佗的政治智慧。他认为塔西佗相信“和平利益要求把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人之手”。 他还引用塔西佗说的，“对于陷入混乱的国家来说，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由一人来全权统治”。 这些都被视为塔西佗赞同君主专制的证据。但是，利普修斯显然没有完整地引用塔西佗的原文，因为塔西佗在第二句话后面接着又说，“不过他治理国家，并不是使自己成为专制君主或是独裁官”。 塔西佗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君权统治不应该是为了一己私利而牢牢地抓住独裁的权力，而应该是一种有利于国家的必要政治形式。 文艺复兴时期盛行一种“札记式”的求知方式，这是当时人们在知识信息量很大的情况下，简单处理和组织知识信息的方式。 ▲15世纪末的古籍 问题是，无论札记或笔记如何详细，都无法与原著相比。对于一般人来说，寻章摘句、收集语录是一种便利、流行的求知方式。 在塔西佗著作中，有许多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喜爱的“警句”（sententiae）。指的是来自古代著作或在民间流传的道德箴言，如成语、格言、警句。这类文字言简意赅、便于记忆，是一些经验性的生活体会和常识智慧。 这种警句没有上下文，也没有具体的语境。引用者经常凭自己的需要随意解读，因此经常会与作者原意不符或甚至南辕北辙。塔西佗的政治警句也不例外。 例如，法国古典学者萨尔玛修斯，抨击英国人于1649年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引用的就是塔西佗主张绝对君权的说法：诸神给予皇帝最高的权威，而臣民只有服从的光荣。 坚持共和主义立场的英国诗人弥尔顿，随即反驳萨尔玛修斯，指责他对塔西佗断章取义。弥尔顿指出，说这话的不是塔西佗自己，而是他记叙的一位历史人物，此人是一位善于谄媚和讨好皇帝提比里乌斯的佞臣。 弥尔顿写道，“你说，‘塔西佗这位在一人专制下飞黄腾达的历史学家写过这样的话，‘诸神使你成为一切事物的最高统治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有服从的光荣。’。但你没有说塔西佗是在哪里说的，因为你想欺骗你的读者。这些并不是塔西佗自己的话，他是一位最反对暴政专制的高尚作家。这番话是一位名叫提伦提乌斯的罗马骑士在塔西佗的《编年史》第六卷里说的。提伦提乌斯受审时命悬一线，因为害怕杀头，所以说了许多奉承讨好皇帝提比里乌斯的话，这便是其中的一句。” 然而，弥尔顿自己也没有忠实地引用塔西佗，因为在塔西佗那里，提伦提乌斯并不是弥尔顿所说的那种怕死鬼，而是一位高贵而勇敢的罗马骑士，他那番自我辩词也是相当慷慨激昂的，并没有贪生怕死的意思。 ▲古罗马元老院遗址 萨尔玛修斯生活在法国绝对王权下，弥尔顿在英国为共和主义辩护，他们对塔西佗的解读都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都未必忠实于塔西佗著作的原意。 02 陷阱，还是警醒 ——塔西佗的遗产 塔西佗的贡献在于历史写作，不在于政治理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不是一位政治学者。但是，对于16、17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他的历史著作却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 那是一个绝对君主制的时代，17世纪至18世纪初，路易十四将绝对君主制发扬光大，推向辉煌的顶峰。到18世纪中期，绝对君主制不存在好或不好，对或不对的问题，而是除了这样，真的还有其他选择吗？ 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也不过促使出现要求绝对专制向开明专制（也称“开明绝对君权”）转化的改革要求。这与设想和要求彻底的政体变革是不同的。直到法国大革命时，这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6世纪文艺复兴学者，并不满足于把塔西佗只当作历史学家。他们对塔西佗的著作进行集句处理，把他的历史经验观察提升为一种政治观念系统。 西班牙学者巴利安托斯所说，变成一种“政治理论”。他称赞道，“塔西佗言及的治国权术秘密和政治谨慎之道微妙精深，全都紧锁在他的（历史）叙述里”。 所谓“紧锁”，乃是说，塔西佗议论的不仅仅是特定的历史事件，也不只是提出一些观察性评说。更重要的是，塔西佗的历史言论包含了一些永恒的真理和政治智慧，凝结为许多发人深省的警策之言。 这些警策之言含义深刻，有待解读（解锁）。读者需要将它们从具体语境中释放出来，方能领略其精妙含义。我们当然无从知道塔西佗自己是否原来就有这个“紧锁”的意愿。 如果说塔西佗那里真的有什么“政治理论”，那也是一种可以作不同理解的政治理论，既对专制统治者有用，也对专制统治下心怀不满的民众有用。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学者圭恰尔迪尼就说过，“塔西佗善于开导臣民如何谨慎小心地生活和行事，就像他善于开导皇帝如何维持暴政一样”。 今天，人们一般引用的都是红色的塔西佗。但是相比之下，黑色的塔西佗则更显得是“紧锁”的塔西佗了。 ▲《塔西佗全集》（1598，意大利） 红色塔西佗的警策之言主要指向个人，大多是一些与战争、人性、道德或伦理制度有关的常识说法，由于精炼而显得具有普遍意义。 他历史著作中有许多这类警句和名言。例如： “屠杀一开始，要想制止就难了”（《历史》1，39）； “诸神是站在强者一边的”（《历史》4，17）； “如果一个城市是被攻克的，掳获物就总是落在士兵手里，如果它是投降的，掳获物就会落在军官手里”（《历史》3，19）； “有人的地方就有恶”（《历史》4，74）； … Continue reading 徐贲：塔西佗陷阱与精英政治的崩溃